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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后的新一届央行决策层完成迭代，一年半时间里新行长陆续到岗，年富力强的专业团队形成，将肩负新格局下货币政策的使命与挑战

　　随着邹澜升任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历经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新的决策层迭代。

　　2月10日，国务院宣布任命邹澜为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副行长，算上此前陆续到任的行长、副行长，央行领导班子配置重回“一正五副”，分别是：行长潘功胜，副行长朱鹤新、宣昌能、陆磊、陶玲、邹澜。此外，曲吉山任央行纪检监察组组长。

　　2023年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公布，运行五年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本次机构改革中，涉及央行的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剥离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职责；二是统筹推进分支机构改革，将当前的大区分行体制调整为按照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

　　彼时，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对《财经》表示，此番机构改革强化了央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的职能，更加侧重宏观审慎管理，有助于建设现代央行制度。

　　2023年7月，在担任11年央行副行长、7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局长后，潘功胜出任央行行长。

　　同年12月，阔别三年，拥有近30年金融从业经历的朱鹤新再次回归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长，同时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彼时距离朱上一次位居央行副行长主抓金融稳定相关工作已经过了三年近九个月。而这三年多离开央行的时间，朱担任了资产超过8万亿元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同时推动了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的诞生。

　　同年同月，出身央行系统，兼具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和监管机构经历的陆磊从外汇局再次回归央行，出任副行长。

　　2024年3月，曾推动资管新规的制定、实施和完善，在互联网金融整顿、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等方面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的陶玲，成为时隔九年，央行的又一位女性副行长。

　　更早之前，2022年10月，宣昌能卸任外汇局副局长，出任央行副行长。此前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任职期间，宣昌能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投资、金融监管、金融安全、金融改革。

　　综观央行领导层，潘功胜生于1963年7月，时年61岁，其余五位副行长均出生于1970年前后，其中最年轻的邹澜时年51岁，新阵容可谓年富力强。

　　“专业、务实”是多位受访人士对当前央行领导班子的评价。从过往履历来看，潘功胜、朱鹤新、宣昌能、陆磊均有较为丰富的跨领域工作经验，其中潘功胜、朱鹤新有20年左右的银行工作经历，后者还是最早一批赴地方政府任职的“金融副省长”之一。

　　陶玲、邹澜在央行系统工作多年，各自曾在资管业务监管、房地产风险化解等领域担任关键角色，业务能力颇受各方认可。

　　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第一项即是加快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对此，潘功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央行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对于央行当前的决策层而言，除了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下的央行新使命的周期背景，还面临百年难遇的大变局时代背景。

　　履步前行。接掌央行不到两年，潘功胜带领央行领导班子优化调整货币政策框架；批量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设立两项支持股市工具，稳定楼市、股市；力抗人民币外部贬值压力⋯⋯

　　“总体而言，应该给央行过去一段时间采取的行动打高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表示，特别是2024年9月24日，央行推出了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稳定股市的两项重要措施，股市一度大幅度上升。

　　展望未来，余永定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在进行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时，财政政策是第一小提琴手，货币政策是第二小提琴手，前者搭好舞台，后者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多位接近央行人士对《财经》表示，目前朱鹤新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同时分管信贷市场司、调查统计司等司局；宣昌能主要分管货币政策司、国际司等司局；陆磊主要分管研究局、金融稳定局、支付结算司、货币金银局等司局；陶玲主要分管上海总部、宏审局、条法司、会计司等司局，同时协管信贷市场司；新上任的邹澜主要分管金融市场司、科技司、国库局、征信管理局等司局。

　　公开资料显示，本届央行领导班子中，潘功胜出生于1963年，其余五位副行长均出生于1967年-1973年之间，其中最年轻的副行长邹澜生于1973年7月，现年51岁。

　　央行新任领导班子多有丰富的监管从业经验。2012年6月，不到50岁的潘功胜被任命央行副行长，成为央行系统内较为年轻的副行长。任职央行副行长期间，他分管过央行研究局、办公厅、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司、调统司等司局，之后兼任外汇局局长，主管外汇局和央行金融市场司等。

　　担任外汇局局长后，潘功胜在外汇形势变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发声较多。比如，在2023年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曾以“全球金融周期：趋势和影响”为题，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活动的周期波动特征。

　　2025年1月13日，在亚洲金融论坛开幕式上，潘功胜表示，注重把握经济增长中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倡导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他还表示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

　　2000年，宣昌能回国，进入中国证监会任职。2018年7月，朱鹤新首次担纲监管角色，出任央行副行长。

　　潘功胜曾在两家国有大行有近20年的任职经历。他亲历了工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股改工作。此后，他又进入农业银行，主管该行股改、上市事务。

　　潘功胜在当年总结工行、农行股改上市经验时曾指出，要谋近思远地认识到当前国内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他在《大行蝶变》书末写道：“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梦想以搏击的天空。”

　　朱鹤新曾出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彼时，四川省成功处置了安邦系退出成都农商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掩盖不良贷款”等风险事件。

　　2018年7月，朱鹤新从四川省副省长一职调任央行副行长，后主抓金融稳定等相关工作。据接近央行人士表示，朱鹤新在央行期间，重点抓金融稳定工作，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做出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并评价其在日常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陆磊则在招商银行研究部、广东金融学院等机构任职，这使其兼具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和监管机构从业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员多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工作之余亦是笔耕不辍，贡献了不少来自监管视角的研究成果。

　　宣昌能曾为外汇局副局长、党委委员。近几年，他在外汇监管领域颇有著述。2022年2月，宣昌能以《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防控》为题发布文章，提出国际收支更加均衡、风险防控更加有力、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更加重要这三个层面是理解跨境资本流动与风险防控问题的关键点。

　　多位金融界人士表示，陆磊担任央行研究局局长期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行领导的肯定。2005年，陆磊主持的《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研究项目获第十一届（2004-2005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担任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期间，陶玲发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设计和效应分析”一文，从亲历者视角讲述了中国金融监管央地协调机制的探索成果。

　　邹澜长期在金融市场司任职，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建设发展、房地产金融调控等方面做了不少重要工作。2024年初，邹澜发表“新发展模式过渡视角下的住房需求与供给”一文，提出地方土地财政、房企高杠杆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并建议应提升信贷供给与行业发展的契合度。

　　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如何代表央行继续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业内较为关心的问题。“上述官员多具有较高的国际视野”。

　　2023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格局由此前的“一行两会”（即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

　　本轮改革中，央行剥离了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职责；机构设置上，由大区分行体制回归省分行体制，裁撤县支行。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财经》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剥离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职责，完善分支机构改革，有助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也意味着在机构改革中强化总行能力。央行撤销了县支行，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第一项即是加快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如何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潘功胜表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央行将更加聚焦以“双支柱”支撑实现“双目标”，也就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现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上任不到两年，潘功胜带领中国央行推进实施了央行机构改革等改革事项，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024年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调整。

　　2024年9月24日，央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出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和稳定股市的两项工具等一揽子增量政策。随后，A股市场一扫此前悲观情绪，股票交易量价齐升，上证指数最高触及3674.4点，创近三年新高。

　　“2024年9月底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陆续推出，显著提振了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显示政策重新走到了市场曲线前面。”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撰文称。

　　2024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首次提出，中国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2024年全年，央行两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1个百分点，两次下调央行政策利率共0.3个百分点，力度都是近年来最大。

　　同时，央行着手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优化转型，具体举措包括：明确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增加了临时正、逆回购操作，进一步突出政策利率地位，框住货币市场利率波动范围；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等。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总体而言，这一轮货币政策框架变革的核心在于数量目标向价格目标的转化，其背景是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由此，未来需要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而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

　　对于央行的工作，尤其是2024年9月24日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性货币政策举措，余永定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央行各级领导，与经济学界交流较多，也尽可能听取大家的意见。”余永定表示。

　　在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看来，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中，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国债买卖。

　　“通过买卖国债，尤其是买卖短期限国债，央行才能强化对银行间市场短端利率的掌控力，进而对中长端利率施加影响。”陆挺对《财经》表示，“这是中国央行迈向现代化中央银行的关键一步，也是当今世界发达经济体央行的主流操作方式。”

　　展望未来，陆挺坦言，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仍有较长一段路要走。“中央银行的改革要依托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各方面制度的演进，改革进程不由央行自身的意愿决定。”陆挺强调，但买卖国债为央行后续发挥利率调控作用奠定了基础，其重要意义仍不容忽视。

　　2025年初以来，随着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其推行的“强势美元”政策令全球非美货币承压。

　　伴随美元指数上升、美债利率上行，中美利差走阔至3个百分点左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下破7.3关口，触及2023年9月以来新低。

　　2024年末以来，央行通过严控中间价、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发行离岸央票、暂停国债买入等举措，抽紧人民币流动性并增加美元流动性，释放强烈的稳汇率信号。当前，人民币汇率已回到7.3以内。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折射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中国央行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对《财经》表示，一方面，当前外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局势紧张，叠加美联储降息步伐放缓产生的外溢影响，令人民币汇率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另一方面，央行当前支持经济增长、保障充分就业的任务较重，叠加实际利率偏高，市场对央行降息存在较高期待，但外部压力一定程度掣肘央行降息步伐。

　　从内部来看，2024年全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顺利完成了年初确定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中国2025年经济增速预测。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经济结构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部分高技术行业投资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平表示，“但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也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连平认为，当前房地产业、民营企业和资本市场各自仍面临着一些潜在风险，其中房地产投资、开工增速依然存在幅度不小的下降，仍是经济增长的拖累项。“央行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这些领域一旦出现较大的局部风险，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压力最终都会传导至央行。”连平表示，“当然，房地产等风险的防范化解不能全靠央行，央行可通过低息再贷款等方式对市场主体予以支持。”

　　站在2025年开端，余永定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努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争取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二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防范房地产业因债务问题引发系统性风险”。

　　由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落实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2025年1月，中国PPI同比增速为-2.3%，显示生产价格连续28个月下跌；CPI同比增速为0.5%，连续23个月低于1%。余永定表示，中国物价已有较长一段时间维持低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通货收缩压力。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受到很多制约。

　　一方面，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不外乎增加货币供应量（主要工具是降准）和降低利息率两种方式。但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难以有效刺激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贷款需求。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6%左右，虽然原因是多样的，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荒”并未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也受到不少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当前商业银行存-贷款息差接近1.5%，如果存-贷款息差过低，如小于1.5%，中小银行就可能出现亏损。

　　“如果财政政策首先发力，货币政策跟进，则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就能最大限度发挥它们的功效。”余永定进一步解释道，如果财政部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提高赤字率、大规模增发国债，极有可能导致10年期国债利率上行和整体经济收益率曲线的上升。财政赤字的增加，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贷款需求就会增加，资产荒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维持低息环境，同时增加公开市场操作，为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筹集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的要求，央行、财政部已建立联合工作组。光大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张旭认为，此举意味着财政部门和货币当局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国债发行沟通机制。2024年10月，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为2025年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发力留下想象空间。